白銀在五代十國是如何進行商品化延續(xù)的

　　公元907年朱溫建梁，全國分裂，中國歷史進人了五代十國時期。這一時期，各地情況發(fā)生了較大變化，白銀商品化的地區(qū)差異擴大。但從總體上來說，白銀商品化的進程卻并沒有因改朝換代而終止。

　　首先，白銀主產地的南方諸“國”，大多強則不貢，弱則人賦。通過官府以“進奉”方式向北方輸送的白銀數(shù)量大為減少。如馬殷在梁貞明中(915-920年)封為楚王后，“自署官吏，征賦不供”，“貢奉朝廷不過茶數(shù)萬斤而已。”而高季興在后唐同光

　　與上述生產領域的變化相關聯(lián)，五代民間白銀使用的普及程度卻不低，商品化進程未中斷。唐哀帝時(905一907年)，“梁有龍駿、神威、拱哀等軍，……每人一愷仗，費數(shù)十萬，裝以組繡，飾以金銀，人望畏之。”從官府賞賜白銀來看，五代時較多賞及兵士，且民間葬事用銀十分興盛，以至后唐天成元年(926年)、二年(927年)、長興二年(931年)先后三次反復申明官僚及庶民葬事用銀的禁令。

　　由于五代官府掌握的白銀不多，而民間使用普及，后唐時官府面臨著白銀供求的巨大壓力。

　　與五代所轄的北方相比，南方白銀生產情況差異較大。前后蜀轄地銀產向來很少，但唐代君王兩次人蜀，“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”，帶人了不少白銀，晚唐及五代中原也對守蜀將帥有賜銀。不僅如此，西蜀在晚唐是絲織品、茶葉、紙張等的主產地，大量商品的輸出，換回了不少白銀。前后蜀的白銀使用同樣廣泛，且其商品率更高。后唐滅前蜀時魏王李繼岌

　　只掠到了金銀22萬兩，可是郭祟韜父子主要是接收蜀人的進納，卻收到白銀50多萬兩。蜀中權貴私有的白銀遠比后蜀官庫中的為多。而王宗弼“令派親信搜取內庫金帛，全部搬回家中，又是一次規(guī)模不小的化公為私。從出土的前蜀王建墓中的銀器來看，其制造工藝水平極高，不像普通的民間通用的商品，或當?shù)毓贍I作坊的產品。但同時西川有不少制作銀釵銀釧的民間金銀匠人，市場上白銀廣為流通。如章全益不僅以銀字寫(法華經)，且在成都“胃丹得錢，數(shù)及兩金，即刻一像”。“人謂有黃白之術。嘗言于道友曰:點水銀一兩，止一兩銀價。若丸作三百粒，每粒百錢，乃三十千矣。其利溥哉。”從中不難看出，其所謂黃白術乃是點化水銀之術，其供佛之道是將水銀合作藥丸出售為錢，然后買銀寫經、造佛像。